為何人們如此重視他們所做的工作？

是因為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（Protestant Reformation）。

在那之前，西歐國家大多是天主教徒，如果他們對自己的作為或思想感到內疚，就會向神父告解，想要彌補罪惡感：與神父相對而坐，分享自己的罪過，教會將赦免你的過失並免除你的詛咒。

不過對新教徒來說，他們不來告解這一套，因此導致「極度的緊張關係」。韋伯提出論點，因為人們永遠不知道被詛咒以後是不是會永遠淪落在地獄。

對信教徒來說，唯一的解脫就是「永無止境、努力不懈並有系統的工作」，這樣他們才能試圖證明自己的靈魂值得救贖。韋伯指稱工作是「職業」和「天職」，更是「上天賜予」的文化使命。這些說法仍沿用至今。

約於17、18世紀，歐洲進入啟蒙及經濟成長的時代，當時的宗教將勞動視為改變的動能，持續的勤奮可以獲得上帝的榮耀，並應許永生。對罪犯施以勞動，被認為能使其重返上帝榮耀，並且擁有一技之長以貢獻社會。

當代監獄中的強制勞動／工作，與早期歐洲的「習藝所」（workhouse）或「感化院」（house of correction）有所淵源。「習藝所」或「感化院」設立的目的是要幫助貧民。

在當權者的眼中，在習藝所的人就是因為太懶惰或不願意以正當的方式賺錢養活自己，而去偷竊或乞討的人。將這些人監禁起來，目的是透過強制勞動的生活作息，矯正其錯誤信念，並灌輸勤奮、服從、守時的美德。

對於有工作的人來說，工作與意義之間的連結很美好：他們付出努力，然後換取收入與目的感；但是對失業族群來說，這個連結可能反而進一步成為不舒服與壓力的來源。

若說工作提供一個通往有意義人生的道路，失業族群可能會覺得自身存在毫無意義；如果工作提供地位和社會評價，他們也會覺得無所依歸、灰心喪志。

來自宗教改革時期的工作道德，已充分主宰我們21世紀的文化、政治、經濟，致使人們根本無法想像，社會還能有其他不同的系統，現代人以為今日所擁有的社會，就是唯一可行的社會；我們已經失去了實現「烏托邦」的想像力。